金宇澄谈<<繁花>>：文学只是记录了一个时代，还有40％不能写！

大约在1986年至1987年间，我每天都在家里头埋首写作，力图创作出令人瞩目的作品。那时，我总是穿着一件厚重的大棉袄，吃饭时随手拿起一个锅，吃完就把它扔在地上。那个时期，我已经开始发表作品了，包括在《萌芽》和上海文学院，正是我决心闯入文坛的时刻。

有一天，我走出门，看到一本《世界文学》杂志，翻开一看，发现是一个越南文学专号，我心中顿时感到失望。我开始反思，意识到我们中国作家在英美人眼中，可能也和越南文学在我的眼中一样，这让我有所触动。

我曾和朋友一起喝酒，无论有事没事，我们总会聚在一起吃个饭。有一次，我们吃完饭走出餐馆，天色微凉，那是一个有趣的时刻，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好笑。

我的小说《阿宝的故事》中，有一段对话是阿宝对贝蒂说的，这成了阿宝永远的记忆。我开始写小说，然后有一段时间停止写作，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我在写作《繁华》之前，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会写出这样的作品。

黄昏的时候，就过去的美女在摆摊。我一下子就是想到好多好多事情。七十年代，这么一个美女，现在像老太太一样在马路上卖那个小孩的衣服。我倒不是说她怎么会这么落魄，我就突然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美的一个人，怎么会这么老。她哪怕就再有钱，她也会变成一个老太太，就不能相信的。她不认识我，我认识她。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作品也许还有一些我想要修正的地方，比如书中关于婚外恋的描述，但这就是我那时的写作风格。

当我谈论年轻读者时，我强调了他们对三观不正的敏感性。我特别不赞成使用“渣男”，“油腻”这样的标签，因为它过于简化了人物的复杂性。以《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角色为例，按照现代的说法，他们可能会被贴上“渣男”的标签。但人性远比这些简单的标签复杂得多。我认为，我们的教育和老师应该重视这一点，不能用简单的词汇就概括一个人。

我发现，新一轮的单调化思想已经深入年轻一代的思维。我们的文学传统，在五四运动后几乎直接从自然主义跳跃到批判现实主义，缺乏对自然主义的深入探讨。

在我的小说《繁华》中，我记录了90年代的生活。有一次，我被朋友带到一家小饭店，听到人们的对话让我震惊。他们的谈话内容非常直接，有女性甚至公开谈论自己被包养的经历。这种现象在一定的社会阶层中被接受，反映了社会的真实面貌。

这家小饭店是三姐妹从日本回来开的。然后我坐在桌子上一坐下来，就在听这些男女说话。他们说话的内容让我非常吃惊。比如其中一个人说，那个女的说你现在怎么样的女孩子，她说我现在被一个日本人包了两年。这种问题在市民阶层中，在某些环境里面，她就可以这么说出来，这么云淡风情说出来，云淡一点没什么。这种弄堂里，她就可以这么说。那我开始也不理解，但是其中有人就说了，你像你这样的人，你和一个小职员结了婚，不是天天吵架吗？你跟一个日本人，你出来腔调就完全不同了。

我写作时，不会直接批判，而是让读者自己进行批判。读者都具备这种能力。我观察到，即使某些市民阶层的生活看似不错，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传统观念有很大差异。

我还提到了一个关于东北的故事。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人物，他们的故事深刻地影响了我。其中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和他最好的朋友参军的经历。他们在一秒钟内选择了不同的阵营，分别加入国军和共产党，此后的经历截然不同。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两位青岛大学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命运分岔。他们决定一起参加抗日，但在山西的一个大院子里，他们面临了一个关键的选择：加入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一选择在一秒钟内就被决定，两个好友分别加入了不同的阵营，从此命运各异。一个在淮海战役中成为营长，但被俘后被关押在监狱里。在监狱里，他偶然遇到了当年的好友，现在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这种重逢充满了戏剧性和复杂的情感。后来，他得知有机会去东北嫩江办一个劳改农场，他报名参加，部分是因为对过去友谊的回忆。

然而，当他到达东北嫩江后，发现自己和那位老朋友再无交集。老朋友不久后就被调走了。这个反映了历史的残酷性和个人命运的不可预测性。正是通过这些个人的故事，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历史的重量和深度。

我认为对年轻人而言，决定命运的往往只是一瞬间的决定，而人生的选择路径异常狭窄。例如，1976年我回到上海的时候，那时候国家正处于一个重大转变期。那时给我最大的冲击是整个社会正在苏醒，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记得那时候，新华书店排队买书的情景，不论是谁，大家都沉浸在阅读中。那时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有些人甚至能够口述整本书，像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1970年的上海，我遇到了一些特别的故事，比如一个普通工人的爱情故事。那时候，由于严格的社会监控，人们的私生活被极度压抑。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男人与女人隔壁，在木板墙上挖洞，这样他们才能偷偷伸手过来，伸手过去。这事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

我个人对于文学的理解很简单，它就是记录和保存过去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正如《金瓶梅》，如果没有这样的书籍，我们对于明朝的生活了解会非常有限。文学并不一定要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但它能保存过去，就已经是一种推动力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作家并不是无所不知，而只是尽力将所能写的写出来。因为我觉得《繁华》只写了百分之六十，还有百分之四十是难以言表的。我总是觉得自己像是在丛林中，只能看到周围的一小部分，有时候能看到黑影掠过，可能是大象或其他野兽，但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需要寻找平衡点。我曾抄过一段书，讲述的是在太平天国时代的日记。那时的文人有着自己的习俗，比如要收集所有写过字的纸张，并举行仪式将它们焚烧。这种陌生又繁琐的生活方式，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几乎无法想象。

我认为，文学并不高大上，它只是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某种面貌，让你了解你的生活背景。每个人都需要自己承受生活的重量，文学就是这样一种记录和保存的工具。我的创作就是这样，记录我所见所感，尽可能地将这些珍贵的记忆保存下来。